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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中成长的志愿者

威海助力志愿者 2018-06-21 21:11:58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发自:四川北川 最后更新:2018-05-10 10:57:57来源: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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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震

  • 志愿者

2012年7月22日,泸州洪峰袭来,救援队转移群众。(深圳公益救援队供图/图)

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中国志愿者参与灾难救援及灾后重建的专业能力已有大幅提升。但如何让志愿者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行至北川老县城遗址的墓园处,但小莉受不住了。青松环绕,安宁静谧,这座完整保留一个县城震后样貌的地方像情感触发器,一下让她想起了她照顾过的伤员们,那些结下“战友”情谊的志愿者们。

但小莉40岁时回归家庭,并全职成为志愿者。第二年汶川地震发生了,她护送物资,协调一批批志愿者24小时轮班照顾医院伤员。

十年,但小莉从最初不问世事,专注于家庭的普通妇女,走到了中国公益的前头。与但小莉同行的志愿者们多半也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因灾走入公益,经历转型蜕变。

2018年4月26日,他们参加汶川地震十周年的研讨会议,题目为“铭记·同行·重生”。重走北川老县城遗址,于他们而言,是“铭记”。

现场

废墟的时间永远静止了,街道边上的路灯杆打的广告是已销声匿迹的“小灵通”手机,移动网络优惠套餐。

灾情发生的时候,现场如战场。2008年,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的消息传出,志愿者们自四面八方赶来,用各种各样能想到的办法参与救援。

但小莉所在的义工联盟在2008年5月12日当晚就开始行动。他们分析讨论,先召集有户外作业经验和救援经验的专业志愿者赶赴德阳灾区,加入搜救、医疗救护、抚慰灾民等救援队伍中去。志愿者招募通告在13日下午2时23分发出。但小莉自己则在接下来的一周辗转绵阳、彭州等数个救灾点护送物资。

5月13日凌晨,网名为“紫男”的董明珠与河南户外救援队的7人小队开着金杯车也从洛阳出发。因有户外经验,又持有护士证,她申请进入灾区便利了许多。

他们在路上走了四十多个小时后,终于抵达绵阳火炬广场接受指挥部的安排,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灾区——北川县城。沿途灾区的信息越来越多,马路越来越堵,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腐败的味道。

终于在北川县城,董明珠见到了最为惨烈的场景。整个县城一片废墟,房屋倒塌,家具破碎。“听着挖掘机的声音,我都快窒息了。”董明珠回忆。

深圳工作的倪凯志这个时候已经翻遍了网上的即时信息。在搜索框中键入“怎样成为志愿者”,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介绍。

倪凯志锁定了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共青团四川省委提供的通道,可是那里早已排起了长队。共青团四川省委后来统计,抗震救灾期间累计接受志愿者报名约118万人次。

另一条则是“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以下简称“5·12平台”),由成都当地几十家国内外NGO及各地志愿者在震后3天共同成立。意在提供信息服务,帮助NGO及志愿者进入灾区“帮忙不添乱”。

倪凯志最后选择人少通畅的5·12平台。5月19日下午三点多,他坐火车抵达成都,次日到达绵竹遵道。

倪凯志没有添乱,有时也不知如何帮忙。专业心理师抚慰遇难者家属时,他只能在一旁陪着男性家属,坐在那里抽闷烟。

一周后,绵阳人高思发从西藏赶回。家中亲人平安无事,他和志愿者团队抵达北川璇坪乡安州驾校安置点。第一批17人的队伍在火车上取名“四川抗震志愿者QQ群”先遣队,后来改为现在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中国心志愿者团队”。

见到孩子在安置区晃荡,无人照看,他们在北川任家坪建起帐篷小学。高思发在当时被选为一线负责人,人称“高队”。

“如果不是任家坪那片土地,那些孩子,我应该还在西藏做生意。”高队总说。对于多数志愿者而言,这次救灾成了他们人生的转折点。

转型

北川县城在灾后重建时被确认为地震遗址,并投入数亿元加以保护。这里曾数次遭遇洪灾,废墟上长起了杂草,饮水机、沙发也都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土。

日复一日的哀乐外,偶尔夹杂着导游的扩音器讲解。重走老县城的曾经的志愿者们,也有领队,今年48岁的高思发,他的声音总是高亢嘹亮。十年前的照片里,高思发穿的是一身军绿,皮肤偏黑。

紧急救援结束后,大拨志愿者如潮水般退去。高思发却因发现震后因灾致贫的家庭不在少数,带着团队转入持续的一对一助学。

龙门山地震带的山峰峥嵘险峻,地震后更是破碎不堪。在其中修建起来的道路在地震中毁损严重,山陡路弯。高思发与搭档刘剑锋初期常年奔走其间,家访、运送物资。

时间指向2010年,留在灾区的志愿者团队面临转型困境,零成本运转、人员的动荡都成了棘手的问题,以致许多团队撤出或者解散。

“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办公室设在一处废弃旧厂房,二十多平米,晚上关了门就是同事住的宿舍。

高思发是仅有的两位全职之一,每月工资仅有500元,家庭压力很大。

办公室志愿者来来往往,人留不住,矛盾冲突也多。艰难的时候,高思发甚至萌生退意,对搭档刘剑锋说,“团队交给你了,我回去西藏经商,再来支持‘中国心’。”

“不知道有基金会,也不知道还能申请资助”几乎是这时成长起来的草根组织共同的状态。

高思发2009年8月到北京参加一场公益慈善交流活动,与会者中有许多公益组织、基金会及相关专家学者,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现场透露将提供500万的资金支持社会组织进行灾后重建工作。高思发说,这是真的开眼界了。

“原来有基金会可以资助我们做好事?”

“原来有这么多人和我们一起?”这也是但小莉发出的疑问。几乎是从零起步的成长历程,但小莉在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成都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负责人。该机构希望在灾后地区孵化一批公益组织。得益于此,但小莉走遍公益学习的大大小小会场,逐步视公益为事业。

“真是手把手地教怎么做PPT,怎样写项目书,怎么做财务报表。”但小莉回忆那几年的学习历程,感慨颇多。

“扫盲”,高思发总结。“川道学苑”“川越512”“恩派培训”,这些致力于公益组织发展的项目课程给了他们些许方向。

“川道学苑”12期课程,高思发老老实实上了11期,也逐步确认了转型的方向:专业的志愿者组织。更深入地学习后,这一方向又转为专业的社工组织。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为主要理念,强调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但小莉也在成都恩派的孵化后注册成立“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转型为具备心理支持服务的社工组织。

聚合

2013年4月20日,雅安芦山里氏7.0级地震发生。巧合的是,仅在前一天,成都公益组织刚刚组建了微信群,以便交流。

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群里的公益组织便开始讨论,“我们能做些什么?”

那天晚上在雅安的大路边上,“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中最初的8家公益组织负责人已开始统筹协调会议。

“作战的感觉”,但小莉看到,当这些志愿者,或者已转型成为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又一次聚集起来,他们是冷静而理性的。“作战指挥部”里,他们逐步明晰分工,包括对外联络部、物资管理部、灾情信息搜集部、仓库场地储存部等。

汶川地震后五年,过去的志愿者成长为社会组织的负责人,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彝良地震的救灾经验也被谨慎运用其中。

作为灾情信息收集人员,倪凯志骑着摩托车穿过堵塞路段,深入灾区做需求调研。但小莉所在的后方回应支援。后期他们还通过多种渠道和“路条”进村,帮助各方打通物资下村的毛细血管,戏称为“奉旨通关”。

倪凯志回忆,这是政府逐步信任并依靠社会组织的体现。地震后一周内,省群团组织联合成立了“4·20”芦山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发挥救灾平台和调度枢纽的作用。因着这一平台,社会组织的联合行动继续发挥着他们的作用,优势互补。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的成员一度增长至五十多家。

“4·20”联合救援平台后续召开了数次社会应对圆桌会议,针对信息分享机制、救灾中的基金会与NGO的合作、救灾中的志愿者服务与管理、救灾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灾后社会组织学习网络建设做了协调。灾后三个月,原有的平台去掉了“4·20”,更名为“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以走得更长远。

在“4·20”联合救援平台之外,董明珠所在的授渔公益与另外四家机构联合起来,建立救灾协调平台。董明珠则被推举为现场协调负责人。

反思

资源也在地震后集中涌现。

汶川地震后民众的捐款热情在此得以释放,依据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4月20日,全国共有357家基金会参与雅安地震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累计募集款物19.06亿元。

这缓解了许多本土NGO在资源上的“旱情”,能更好地活下来。但小莉的“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这之前一年能申请到2-3个项目,震后这个数量翻倍了。

“多到稍微你踏实一点,一定有项目给你”,高思发也意识到资源的丰富。他们参与芦山地震救援后,顺势留下来承接了助学项目。

“但这些项目是不是我们要做的?是不是在地有需求的?”高思发的音量不自觉地提高了。不久后,他开始反思。

北川县分关内与关外地区。2013年7月9日北川发生洪灾,关内地区的受灾情况严重。高思发与团队联系4家基金会募集到百万物资,投入至灾害救援工作。相形之下,芦山地震动辄上亿的资助则丰富得多,以致令人迷失,许多不属于机构专业领域的项目,也投机申请。

支持灾区农民发展生计的项目期变为半年。这对于需要长达数年规划的生计项目而言,这种不可持续性甚至给农民带来伤害。

高思发没有回避:“社会组织要跟着资源走,还是跟着老百姓的需求走?”

多次争论后,团队意见达成一致。2015年6月1日,已注册为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原“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结束全部雅安项目,回到北川。

同样面临丰富的资源,但小莉也有所反省。但小莉发起创立的“心家园”社会服务中心注册于成都。这个仅有十余人的小机构今年放弃了三个总量近60万的项目。

成都市于2011年开始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文件出台不断。截至2013年3月,成都社会组织数量为58407个,较2012年增长10.7%。

这一形势下,公益机构却缺乏合理的支持机构发展的行政管理费用。数十家社会组织在芦山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曾结成同盟,向基金会提出要求——人员工资需提至4500元,否则大家都不做这个项目。基金会当时并无异议,成为一段佳话。

社工的薪资问题却依然存在。但小莉说,自己拒绝的其中一个项目即是因对方给出的人员薪资无法满足机构的标准。“如果连员工的六险一金都无法保障,谈何发展呢?”

更重要的则在于其间的乱象。但小莉看到,某些项目评估机制不合理,或存在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部分投标项目只是“陪标”,走过场。

有人提议发声,希望与“心家园”缔结盟约,承诺在接受捐赠方的资助和接受政府购买服务时不对任何有关利益方提供任何利益输送。“在座的伙伴愿意成为这样的组织的,我们可以一起站出来。”会上不少声音喊“同意”。

前行

2015年,一项名为“灾后重建行动学习网络”的人才培养和经验梳理计划在数个基金会的联合支持下启动。在这一网络的陪伴指引下,但小莉、董明珠、高思发开始梳理自己的生命故事,形成文字。

起初,董明珠完全动不了笔,只要开始写就哭。“网络项目”的策动者与陪伴者、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程玉曾参与其中讨论,她说,前期的成员之间讨论是清理情绪,经历那么多的生死伤痛,多数网络成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汶川地震7年后,这些曾经的志愿者们仍然哭起来就无法停下。

董明珠曾一度认为这是常理,想起就哭。眼泪流了5年,她才意识到这是一种创伤,着手化解。

书写生命故事是有效的,从2008年的现场救援到之后的公益路,董明珠挣扎着写完,也看到了自己当初为什么选择公益。

一身迷彩户外衣,干练利索。董明珠在校园应急安全演练的现场极为利落。茂县发生滑坡灾害后,她所在的授渔公益发展中心承接了成都市慈善总会资助的灾后重建项目。

院前急救,伤员转运,次生灾害控制,快速灾情评估等,还邀请师生进行参与式风险资源图绘制。董明珠尝试和该领域的行动者将减防灾演练打造成标准化工具包,复制到更多校园。

“我刚从茂县回来,在做减防灾演练,就是想对孩子们说,十年,我们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在当天的故事分享会上,她的话宽慰了自己,也宽慰了现场的许多人。

高思发也趴到一件事上——妈妈农场。过去的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已发展成三家独立机构,两个社工组织分别致力于社区发展及青少年发展,另一家则注册为平台型机构。

高思发邀请3位处于困境的妈妈一起搭建生态农场,承接自然教育、农耕体验等创业项目,也把困境中的少年带至农场,以社工个案的方法陪伴、家庭教育等,形成公益项目。

赋权与增能,这是专业的助人者——社工奉行多年的工作方法。落到实际的事情,妈妈们却直接放弃了参与的权利,“高思发你说得都对”。农场如何规划,功能如何定位,妈妈们尚未能思考它们。高队意识到这将是漫长的过程,要躬身与这些妈妈们共同成长。

尝试的方法很多,主持会议时把问题抛给妈妈们讨论,反复强调妈妈们未来是农场的股东,要思考“我跟农场有什么关系”。

但小莉终于获得两个社区的认可,将在社区推行参与式的社区治理及评估,社工服务做得好与坏,让居民从开始就参与规划制定目标。这将有可能避免过去的种种弊端。她盛赞合作方的勇气与远见,“还是很有希望的”。

十年,他们的公益路将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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